【案例】吴双交通肇事案

（2020）冀02刑再1号

【裁判理由】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物证书证、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没有证明吴双的车辆与被害人发生过碰撞的直接证据；（2017）AQ鉴字第07-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推断性结论，达不到刑事定罪中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吴双确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综上，原公诉机关指控吴双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吴双犯交通肇事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案例】赵百秋交通肇事案

（2013）唐刑终字第72号

【裁判理由】原判认定赵百秋构成交通肇事罪，证据不足。理由如下：唐山市华北法医鉴定所鉴定结论董某的伤情为重伤，但是，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轻伤鉴定是综合董某的整个伤情作出的鉴定，在鉴定中明确说明被鉴定人颈椎异常表现为伤病共同导致的结果，且疾病因素为主要原因，最终鉴定结论为轻伤。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故认定董某的伤情为重伤的证据不足，赵百秋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案例】曾颖交通肇事案

（2014）龙刑初字第208号

【裁判理由】公诉机关依据琼华洲司鉴（2013）临鉴字第46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构成重伤，因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某某犯交通肇事罪。但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1990）70号《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七章第一节第四十五条“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既达到重伤的条件是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琼华洲司鉴（2013）临鉴字第46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评为罗某某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没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故该鉴定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公诉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作出琼华洲司鉴（2013）临鉴字第46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李某某拒不出庭作证，故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委托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2014）临鉴字第19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定程序，且该鉴定意见经过告知相关人员及法庭质证，被害人罗某某、被告人曾某某及其辩护人、公诉机关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故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因交通事故头部损伤达轻伤一级；骨盆骨折达到轻伤二级，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案例】丛桂芳交通肇事案

（2019）京03刑终87号

【裁判理由】排除了乘员前后排位置变化和救助发生的擦蹭这两种因素所导致生物痕迹转移的可能，排除了刘某2事故发生后由驾驶座挪动到后排，从左后门下车的可能，在驾驶室方向盘气囊上检出孙某的斑迹，在驾驶室车门内侧下部、驾驶座下方车门边框处检出孙某的血迹，在奥迪车左后门与B柱夹缝中部检出刘某2血痕，以上客观性证据与在案被害人陈述，以及依据对车内人员致伤成因的比对分析所作确认驾驶人的意见相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原判认为，不能依据在案DNA鉴定判断驾驶人的意见本院不予认可；事故发生时，奥迪车正面撞击隔离墩导致人员惯性前抛，现场照片证明，奥迪车方向盘把套脱落，方向盘辐右侧向下折弯变形，据此分析，驾驶员胸部损伤应相对较重，经怀柔医院CT诊断，孙某左侧第7肋可疑骨折；孙某案发当日饮酒并于案发后离开事故现场；刘某4、雷某、彭某的证言与在案DNA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六名被害人有关刘某2为奥迪车驾驶人的陈述，因与在案DNA证据及刘某4等人证言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刘某2为奥迪车驾驶人，存在合理怀疑。因认定奥迪车司机是刘某2存在合理怀疑，故奥迪车上真正的司机可能涉嫌故意伪造证据及饮酒后驾车，上述两个因素有可能导致本案事故责任认定发生重大变化。故本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丛桂芳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丛桂芳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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